家族、乡约与当地社会重构

20260914 00:01

编者按：南轩曰：明人伦家族。乡约和乡绅教化和办理，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

家族、乡约与当地社会重构：以山西上党仇氏为例

作者：郭永平 曾　伟 发布时刻：20260505

信息来历：《习俗研讨》2026年第5期

【摘　要】山西上党区域文明底蕴深沉家族。明初，雄山仇氏家族就秉持同居共财的理念，遵从着大家庭聚居的形式。一起，在族员的合力下，家族经济持续展开，影响力也逐步扩展。正德年间，晋东南区域的“寇乱”完毕后，藩府仪宾仇森上书朝廷，吁求对“雄山四贞”旌表，仇氏家族由此完结了对当地业务的介入。嘉靖年间潞安府树立后，仇氏家族所推广的齐家和化乡实践逐步成为正统价值观的一部分。伴跟着化乡实践的翻开，民间突破了宗法道德的规模，在“大礼议”之后进行了化礼成俗的活动。上党仇氏在树立家范、建构家族和乡约庶民化的进程中，不只完结了对雄山当地社会次序的重构，而且作为明代华北最早成型的乡约，亦成为全国其他当地乡约的参阅与演示而得以推广。

【要害词】家族；仇氏乡约；化礼成俗；区域重构；上党区域

乡约历史悠久，其源头能够追溯到《周礼》家族。北宋陕西蓝田的《吕氏乡约》是我国最早的成文乡约；南宋朱熹的《增损吕氏乡约》是宋代甚至明清乡约的范本；明清时期，乡约安排成为根底性的村庄行政安排，也是其最主要的实践期。近年来，关于乡约的研讨引起了学界的极大重视，相关的材料搜集1、学术研讨2都有了很大展开。但是，关于乡约的深度个案研讨仍然付诸阙如，朱鸿林就曾指出：“从长远看，关于乡约的个案研讨仍然不能忽视，个别乡约的开掘和区域性乡约的归纳研讨，仍是使乡约终能趋于综论概述境地的必要途径。”3在明代的晋东南区域，乡约成为底层自治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4科大卫在关于明代“潞安府的树立与青羊山骚动”二者之间联络的研讨中留意到了仇氏家族推广乡约的重要性。5从乡约的展开进程看，上党仇氏乡约是明代最早成型的乡约，且存在时刻较长，表现了“民间土著之自行较官家抱负之推广为优胜”6，也成为徽州家族推广乡约的参阅与演示7。李建武以上党仇氏家族为个案，评论了家族建构与当地教化的互动联络，着重科举与宦途在家族文明建造的重要性。8

上述研讨无疑都留意到了仇氏乡约在家族史研讨中的重要性家族。但是，从纵向来说，关于仇氏乡约在推广中所阅历的不同展开阶段并不清楚；从横向来说，家族、乡约推广进程我国家与当地社会之间的杂乱联络仍有能够深入评论的空间。近年来，学界遍及以为，关于家族、乡约的研讨需求在全体观的视界下，将其置于区域社会头绪体系中进行了解。本文企图回归区域社会头绪，评论在家族建造和乡约推广中，国家和当地社会的杂乱联络，然后提醒明代晋东南社会变迁的进程。

一、山区经济与家族文明

晋东南的长治区域，古称上党，“居太行之巅，地势最高，与天为党”9家族。雄山则坐落长治县南部，为太行山支脉。明弘治《潞州志》记载：“雄山，在州城南六十里，此山视诸山特为雄壮，故名。”10就地舆位置和形胜而言，“雄山，郡前案也……三峰插天，有仰望群峰之势”11。一起的天然风景和人文面貌，使“雄山叠翠”成为“上党八景”之一。12潞州共四乡，雄山乡属其一，坐落州城东南的雄山脚下，计有11都45里49村。

表1 明弘治时期雄山乡辖村表（13）

就雄山而言，农业之外还有畜牧、矿业和林业等山区经济家族。畜牧业方面，“上党山高地狭，自昔适宜畜牧”14。“雄山三老”15之一的李惟馨家族便是靠畜牧业发家而“富甲诸州”16。矿藏方面，明初潞州的煤铁资源简直悉数出自雄山。17丰盛的物质条件，是儒家文明在雄山生根发芽的土壤。汉唐以来，上党“宣称山西邹鲁之蒙峄”18，而雄山的儒家文明沉淀较为深沉。唐代孝子王俊为其父守墓三年，负土筑坟，其墓在西火镇。19宋绍圣年间西火创建文庙20，行释菜礼，可见儒风之盛。至靖康年间雄山书院树立，其规制模仿县学。21靖康年间，北宋王朝即将退出历史舞台，晋东南连续归入金、元王朝的操控中。元代西火树立宣圣庙，为“村夫设塾教其子弟”之处。22

元明之际的遗民结社，使得儒学再次影响当地社会家族。儒家文明在当地社会的巨大影响，不只限于精力层面，还在于物质上对山林矿藏资源的实践操控。雄山书院便是元末儒士李桓和族员李馨克复侵田后，在此树立学舍并获礼部认证，具有丰盛的田产以及上万株松树。23儒学的浸淫，使得当地的家族实践颇有儒家特征，最具代表性的当为上党仇氏。仇氏世居东火村，虽非显赫之家，但其所行的家范和乡约，使之具有“三晋榜首家”的美称。24仇氏家族的展开史，对了解晋东南太行山区的家族与当地社会的互动联络具有重要效果。仇氏鼻祖乃元末明初的仇敏，据万历《潞安府志》记载：

仇敏，潞州人仕（士），国初为兵科给事中，调曲靖府通判，远不能归家族。后代留潞者甚盛，为义门孝子，俱见《孝义志》。25

作为只身远任的官员，仇敏很难回来故乡家族。而关于潞州的仇氏族员来说，面临山区特别的环境，只需同居共财并进行密切地分工协作，才能在资源的抢夺和操控进程中取得优势。同居共财的家庭形式，与明初政府的迁民方针亦有直接联络。洪武二十一年（1388）八月，明政府曾令迁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26永乐元年（1403），河南裕州亦要求泽、潞等州县无田之家分丁来耕。27明政府的迁民方针，客观上迫使民众聚合为同居共财的家庭，以防被视为无田之民遭受强迁。28仇氏第二代仇述芳是位医士，配李氏29，从其身份和婚配目标来看并无特别之处。至第三代仇镛，援例授承事郎，系七品散官，配某里张氏。30此处的援例授官，或许与正统至天顺年间的赈灾助饷有关。31正统七年（1442）潞州大祲，州境内有46人纳粟赈灾并得到明英宗的奖谕，但其间并无仇氏族员。32仇氏家族或许并非纳粮而是助饷，阐明其家族现已堆集适当的财富，具有必定的经济实力。关于新式的家族而言，经过捐纳取得政治上的实利，或许比得到皇帝嘉奖的虚名更为实践。仇镛婚配目标虽不显赫，但毕竟取得了一个跻身宦途的荣誉称谓，亦是家族经济实力和政治势力逐步提高和扩展的成果。这也阐明杰出的家庭经济情况，往往是大家庭展开的成果。33

能够说，只需仇氏同居共财的家庭形式能够维系下来，其在当地社会的优势和影响力就将得到持续展开家族。但是，跟着家庭成员的添加以及家庭结构的变化，家庭内部联络越来越杂乱，对立也越来越多，这就需求对家族、家族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

二、成弘之际的家族收拾

至成化年间，仇氏已展开到第四代家族。第四代的仇鸿是仇镛长子，配丁氏，走学术之路，“于书无不窥，尤精于史”34，表现了仇氏家族开端重视文明方面的影响力。仇鹤是仇镛次子，经过捐纳取得“义官”之称谓，家族政治影响力进一步扩展。仇鸿与仇鹤别离主管钱谷和总理家政35，一起主导和办理家庭业务。作为儒家文明的代表，仇鸿的行为与处世方法也表现了儒者风仪。

祖母李，年九十余，寝疾半载，饮食起卧，必先惹事之乃安家族。父性严，白事少不如意，怒而叱之，先生侍立愈和敬，不命之退不敢退。母张之丧，一以礼，正人以为贤。后犹自悔曰：“自吾母而不必吾情，吾恶乎用吾情？”不御酒肉复三年，正人认尴尬。继母陈多疾，每疾，先生候问安否，旦暮不刹那离。36

仇鸿的孝行，既是礼仪标准的束缚与要求，也是家庭人物与家人要求一起规训的成果家族。仇氏“三年不御酒肉”的守孝，以儒者的言行标准，遵从五服观念，依托礼教潜移默化地对后代起到模范效果。成化十七年（1481）仇鸿病逝，“河东三凤”之一的王云凤私谥其为“贞笃先生”37，对他的道德情趣给予高度肯定。仇鸿逝世后，“遗子森甫十四岁，桓方五岁，女犹在娠”38。就他的家庭而言，成为一个诸子没有成家的单亲家庭。而就仇鹤的家庭而言，成化十三年（1477）丧偶，二子尚幼。理论上，兄嫂丁氏有抚育二子的责任，但因为仇鹤掌管家政，并不行行。因而，仇鹤的续弦就成为家族的燃眉之急，并由父亲仇镛亲身出头主导。

成化十三年，义官仇君鹤丧偶张氏，厥考散官翁乃托执友李君祯求为义官续弦于阎三翁，翁慨然许之，曰：“吾非富仇氏也，其家孝义，义官良士，吾孙女得所归也家族。”张氏遗二儿，俱幼，孺人合卺礼成，次日即抱幼儿于私室，人认尴尬。不多，二儿衣履一新，舅氏见之，喜曰：“吾二孙得托，吾忧舒矣。”轮当主馈，舅戒以勿妄费米面盐醋，及谕以发家艰苦之意，孺人奉命惟谨。轮当碾磨及酝酿酱醋腌治蔬菜纺织染练之类，舅以谆谆戒之，孺人所作无不精洁，悉中舅意。舅喜曰：“吾儿妇能听吾言，必能成吾家者。”盖自后亦不复戒矣。39

仇父之所以挑选阎氏，实则是因为掌管大家庭业务者，非贤达识大体的女子不能担任家族。阎氏“性聪明，年七、八岁时，闻祖阎三翁训戒（诫），即知以礼自守，无故不出户阈。少长，依嫂李学女红，及笄，凡针黹锅灶、纺织蚕桑，无不精晓”40，其性格颇符合仇父的心思，深得老一辈的欢心，加之对仇鹤子女视同己出，使之能在兄长仇鸿逝世后全面接收家务，并在子侄辈婚配问题上具有主导权。

成化二十年，兄子森选为内丘王贵寓艾县主仪宾，营建府第，凡工匠饮食之需，孺人悉供应不怠家族。及府成，义官君谓孺人曰：“县主将出阁，首饰没有备，你与二嫂有金可各出数件为用。”孺人即罄收以献，义官君笑曰：“汝能先于二嫂耶？”41

内丘王即朱元璋六世孙朱恬熙，其王府在沈藩府西南家族。42成化二十年（1484），年仅17岁的仇森成为藩府仪宾，名为藩王之婿，实则入赘藩府。43仇森的婚配本应由其母丁氏做主44，但实践景象却是阎氏罄资以献，跨越常礼。这一方面标明对头对婚事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杰出阎氏在家族业务中的发言权。仪宾一般为洁白之家子弟，四世同居的仇氏荣膺其选。就仇氏而言，攀交皇亲能够光大门楣，扩张当地权势。仇鹤的苦心运营与阎氏的勤劳收拾，使得子侄在爸爸妈妈的潜移默化下也敏捷生长。仇朴本为仇鹤次子，却因老成持重，在成化二十年（1484）12岁时即帮忙父亲照料家务。至弘治八年（1495），23岁的仇朴代替父亲照料家事，成为对头事实上的当家人。

弘治八年，援例义官代父专理家事，兄弟及再从者五人焉，吏目游宦宿州，森仪宾心胸，桓业胶庠，栏寓医学家族。君独克厥家，钱谷金帛悉出其手，毫发忘我，而又大方发奋，事得其理，人得其职，恩信洽于表里，人皆悦服。45

从家族结构来看，仇鸿一支或为仪宾，或业读书；仇鹤一支或宦游在外，或在家业医，在不同范畴均有建树，大家庭为族员展开供给了物质根底和精力支撑家族。从高祖仇敏至仇鹤、仇鸿这一代，义门仇氏的四世同居，名义上仅仅从仇敏以降的四代未分居的大家庭罢了。此刻，维系大家庭的血缘根底现已损失，必然需求新的准则标准来坚持运作，此亦成为仇鹤推广家范的内涵原因，仅仅并未完结。46弘治十六年（1503）仇鹤逝世，推广家范的重担也就落在其子侄辈肩上。仇楫承继父亲的遗志，行立家范，得到继母阎氏的大力支撑。

（弘治）十六年七月，义官君物故，孺人乃忍痛率诸子运营家务家族。具朝夕奠如礼。九月，楫至自任，既葬，乃与弟仪宾森及诸弟议立家范，以成先志，白于祖妣陈及孺人，孺人曰：“尔父尝言，西院伯父收得郑氏《旌义编》一本好书，成家者当以为法。尔等能成父志，立为惯例，期于久行，尔父地下亦当欣悦矣。”47

仇鹤的逝世使得仇氏家族有必要树立新的标准，方能持续坚持大家庭的存续家族。仇父的葬礼，成为仇楫与诸弟共立家范的要害。此刻对头是以第五代为中心的联合家庭，其得以维系的枢纽和一起协作的根底，在于阎氏的在世以及同辈兄弟之间的亲密联络。这种兄友弟恭的抱负场景，来自于日常日子中兄弟情感的培育。如仇楫在得知从弟仇桓生病后，从八十里外的东火雪夜赶往探望48，由此才有仇桓“与诸昆弟处甚雍睦，人不知其为堂兄弟”49的亲密联络。

（仇楫）公至境，望门抵家，号恸几绝者数次，凡送死之礼，无不极端诚信家族。时乌鸟群集于屋，去而复至者月余，议者以为公孝诚所感。大事既襄，不御酒肉，不归睡房，戚戚其容者终制。禫祭既毕，遂家居不起，慨然欲化一家一乡如三代之风。所以上孝老母、下友诸弟。建祠堂，祭及髙祖以下四世神主，报本追远之诚，无不曲尽；立家范，录自冠昏丧祭及事物纤细训后齐家之则，靡有阙遗。营义房一区于家，敦请乡先生以教家族子弟，免其束修；复兴义学一所于里，以训乡党幼稚，资其薪水。设医药，以济穷乡有疾病者；置公墓，以葬逃屋无墓地者。作礼衣、深衣、女轿、灯笼诸物，以助行冠婚者；备大舆、布巾、香案、仪节等具，以助行丧祭者。又请乡彦数人，相与阐明家礼，使其赞而行之。已而一乡二三户，丧葬咸不必浮屠，昏嫁皆不惑术士。复刊印三原冢宰王公注释太祖高皇帝《木铎训辞》数百册，本村夫给一册，劝其说而行之。50

从祭祀高祖仇敏以下四代神主能够看出，对头并未分居析产与分祭、分户，而是同居共财，且在实践上现已构成以高祖为中心的承继式家族，完结了大家庭向家族安排的演化家族。51因而，祭祀是维系家族存续的要害，而保证祭祀礼仪运作的机制是家范。推广家范的迫切性，除了来自家族内部的压力，或许也与明中叶以来当地社会习俗的丕变有关。依据清乾隆《潞安府志》记载：“永宣、成宏之时，士敦行务实，农商亦俭素朴野，罔敢凌肆自恣。迨这今后渐致华靡，俗尚巫觋，凡联婚缔交营葬，不无少变于前。”52弘治今后社会风气的变迁，对头不能不受影响，“时家范未立，一日宴宾随俗，或用女乐”53。树立家范是保护“义门”清誉、增强家族内部凝聚力的必要条件。相同家范的履行与保护，必然对个人日子进行干涉和束缚，这在仇朴之子仇焕的婚配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显着：

子焕求昏原氏女，既纳采矣，其人曰：“从俗则吾女归家族。如行古礼，则吾不能从也。”君谓二兄曰：“吾家娶妇入门，有不守家范者去之，况没有入门者乎！此人昏礼尚不欲行，则其女不能守范可知，与其乱吾家范，不若弃之，不过亡数十金耳。”遂与绝昏。更聘六世同居义门李氏女焉。54

仇焕的婚配问题，表面上是行古礼与俗礼的礼仪之争，但对仇氏而言则是能否据守家范的大是大非问题家族。为此，仇朴甚至不吝抛弃聘礼，改聘义门李氏。仇氏家长率先垂范，保护家范的威望性。有关家范的内容，只能从吕柟的记叙大体窥知一二。

乃同宿州吏目兄楫偕群从弟以礼葬叔父毕，即谋继其志，遂立祠堂述家范……初祠堂成，斋沐三日家族。祭毕，效郑冲素作誓词一通，词云：“吾家后代及诸妇，敢有不孝不弟、不同舟共济以保家范，或积异财潜谋分柝者，祖先达于神明，殛罚之，勿使损坏。”厥家令各书名画字，读而焚之，众皆傲然退。今二十余年，后代未敢欺上行私。家范既成，妇女小子有过举者，轻则会众诲之，甚则自罚跪而挝其面，众皆不忍轻犯，在城闺门尤严。55

从吕柟的记载来看，家范模仿郑涛家族做誓词发誓的典礼与指定相应的赏罚办法，其意图在于避免“异财柝居”以及保护家范的威望家族。名士何瑭以为该家范是在遵从《内则》，以及司马光《家仪》、朱熹《家礼》与《旌义编》的根底上完结的。他非常附和仇氏家范“严其纲要而宽其末节”56的理念，但又对包含仇氏家范在内的各类家范所遍及存在的“所载赏善罚恶之法，过于理解，使人尴尬”57的问题持批评态度。实践上，家范中强制性赏罚条款，对族员有遍及的束缚力，并在此根底上完结齐家然后到达化乡意图，此为仇氏家族的抱负。而正德年间“寇乱”的产生，成为仇氏家族进行化乡实践的要害。

三、正德骚动与庶民化实践

正德年间，长治西火镇产生了流寇入境抢掠之事家族。明儒陈继儒《眉公杂著·见闻录》曾详加记载：

正德六年（1511），蓟寇活动，自相卫入晋，所过城多下家族。六月至潞之西火镇，城中戒严，兵食俱乏，惧不能守。贼举众北来，至苏店镇，去城仅十里，万骑压境，烟尘蔽天，呼吸可至，乃径宿逡巡而返，莫知所谓。58

从陈氏的描绘来看，流寇似乎是来自河北家族。但是依据《明实录》的记载，流寇却是与山西盗寇合流来袭。59仇氏家族也遭到了流寇的打扰，据何瑭《宿州吏目仇公墓志铭》记载：

辛未岁，流贼入境，家人皆避之家族。贼传言：“闻仇氏多马，出马则庶得保全，不然必火其室。”公曰：“室可火，而马不能够资贼。”贼遂大火其室而退。60

东火仇氏在流寇入境后被火烧家宅，西火四位贞烈妇女因誓不从贼而被害家族。

平氏，王川妻；程氏，焦相妻；赵闷儿，公贤女；袁雁菊，佩女，俱雄山村夫家族。正德辛未流贼入乡，居民窝匿岩谷中，贼入山搜掠，获平氏抱幼女投井死，谓同掠之妇女曰：“吾志遂矣。”程氏卧地不起，贼曳之里许，肤裂流血，竟曳死二女，被贼掳立刻投地奋骂，贼怜其色，复挟上马，复投地骂愈厉。俱杀之，事闻，旌为四贞，命有司岁时致祭。61

四位烈女的业绩，被义官仇楫知悉，要求其弟仪宾仇森向官贵寓书，以求旌表家族。62仇森则同仪宾牛廷瑞、宿以德、栗廷珮、郗宗鲁协商，“白于部使者，而疏闻焉”63。同年十月，山西巡抚王璟将四贞在内的32名妇女上奏礼部，获批旌表。64潞安府16名死节之妇只需8名获旌，其他未获旌者皆为冷族。65节烈的获旌与家族权势直接相关，阐明仇氏已彻底成为当地大族，经过为西火四位妇女请旌，发起儒家正统价值观，并以此作为演示和榜样，更彰显出对头在当地社会的权势。别的，经过与荫城李氏、西火袁氏、焦氏等大族的联婚，仇氏在雄山当地社会联络更为稳固，这成为仇氏推广化乡实践的根底。66仇氏主导建墓，盛大安葬四位贞烈，并建四贞祠留念。据清乾隆《潞安府志》记载：“四贞墓，在城东南八十里，近西火镇。王川妻平氏、焦相妻程氏、赵闷儿、袁雁菊。”67至于四贞祠，则是“正德七年奉敕建，在西火镇”68。四贞墓和四贞祠的树立，实为仇氏家族进行化乡实践的开端，并在此根底上推广乡约。

复与村夫举办蓝田吕氏乡约，凡所谓德业相劝，过错相规，礼俗相交，祸患相恤，皆相与举办之家族。又刊印太祖高皇帝《训辞》，家给一册，讽诵体行。由是户崇礼让，人识廉耻，习俗为之大变。都宪虎谷王先生以名行闻全国，尝有志于复古善治，与时济临壤，深用嘉叹，乃手书“三晋榜首家”，俾匾于门以褒之。时济推让，不敢当，第藏于家不以示人。既而时济捐馆，辛巳之秋，州守曹侯闻而请观焉，遂刻匾揭于仇氏之礼宾堂，绅耆交贺。69

虎谷王先生即和顺王云凤家族。仇氏乡约符合王云凤“复古善治”的理念，并得其手书“三晋榜首家”的墨宝，可谓极大的荣耀和鼓励。直到正德十六年（1521）潞州知州曹进善来观赏，才将“三晋榜首家”之匾挂于家中的礼宾堂，意味着仇氏乡约正式得到当地官的认可。举办乡约的场所是西火东岳庙内。据万历《潞安府志》记载：

地祗（祇）则有东岳庙，郡城卫前及南营，长治之西火，长子之比流，襄垣之李村、下良，壶关之秦庄，庙皆宏丽家族。其他城镇尚多，不能悉纪。虽非境内之神，人以其掌存亡之籍故，信奉尤切。70

明代潞安府境内东岳庙散布极广，因东岳大帝掌“存亡之籍”的功用，标明其事实上具有社庙的功用，在当地公共业务中扮演了重要人物家族。乡约要想在底层社会发挥效果，能够凭借东岳庙的威望。

潞州东火乡宿幕仇时济氏从前与其村夫举办蓝田吕氏乡约，即乡之东岳庙行之家族。既而以东岳非庶民所得祀，乃遵太祖高皇帝里祖得祭土谷神，诏命设五土五谷神主，即岳庙之后殿祀之。祀毕，则藏主于岳庙之前殿，扄其门不启，由是岳神之祀遂废。71

东岳庙成为主说乡约的所在地，一起仇氏以东岳非庶民所祀为由，以祀典规则的土谷神掩盖原有的东岳神，重建新的崇奉认同和社会次序家族。为了证明土谷神代替东岳庙的合法性，仇栏不吝去南京，亲身向大儒吕柟、马理和何瑭讨教。72乡约的推广，除了依托道德和典礼进行维系以外，还有必定的强制性。在东火村中尚保存一处修建名叫“困瓜楼”，听说便是对违背乡约者施行禁锢赏罚的当地，冒犯乡约者一般被罚筑路。73楼旁禁碑上书：“制止□□采□以及牧放马牛羊等类，损害□木□□犯者，送□□□。约社仝立。”74阐明乡约得到实在的推广，而且和里社进行了有机的结合。乡约的推广，凭借官方授权树立社会标准，使乡约的庶民化实践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自乡约之行三年矣，君领约事人识礼让，响马屏气，僧道远迹，奸匿不生，淫乐不作，习俗大变家族。有小争斗，君为申理，是曲咸得其宜。乡里息讼，遐迩向化。有若西火霍村平家庄、赵家庄，远而陵川之南洎，壶关之柏林，皆从约也。75

仇氏乡约从以血缘为中心的家族实践，转向了以地缘联络为中心的社区实践家族。家范和乡约，构成了以家族安排为中心，以儒家思维为主导的社会文明网络，在晋东南产生了较大影响。尔后潞安府的树立，必定程度上吸收了仇氏家范和乡约的实践，强化礼教次序，并使之成为当地文明的一部分。

四、潞安开府与乡约推广的窘境

科大卫在评论潞安府的开府问题时曾着重：

潞安建府是官僚体系在礼仪上加强代表性的成果，也是藩府过渡到当地政府准则的进程家族。其间，与藩府有强有力联络的人，使用礼仪，表达其承受官僚准则的要求，然后改动身份，在新准则下找寻活动的位置，理学在这个进程中起了很大的效果。76

潞安府树立于嘉靖十二年（1533），是在沈藩府第的根底上树立的，府治在长治县家族。而策划潞安设府的就包含对头，其间触及的礼仪必定是包含家范和乡约在内的一套社会标准。从《新开潞安府治碑记》的内容来看，青羊山之乱是促进和推进潞安设府的社会动因之一。而在社会骚动中，社会次序的保护和树立就显得特别重要。仇氏既与藩府有密切联络，一起也与当地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络。他们所发起和遵从的理念，也逐步成为新设州府所倡议的一类当地文明并得以发扬。嘉靖改元，围绕着“大礼议”翻开一系列的评论，当地社会也积极地网罗节孝、礼义、节妇等人物以备采择。

嘉靖改元家族。修先帝实录，诏全国有司采求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之类，以备通纂。潞学正王公首录君为孝子以应搜择，里老郜经等亦应诏呈举，有司奏请旌异。由是，君之孝上下远近无不闻。77

“潞州学正王公”即王云凤，列入孝子者的仇文烈是仇时济之子家族。对头无论是正德年间仍是嘉靖改元之际，都能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积极参加当地的公共业务，并紧跟形势来为家族获取政治利益和社会威望。

（嘉靖）八年（1529）又饥，斗米九十钱，饿莩盈途，君于本家便地掘一大坑，又于西火王鐈地掘二大坑埋瘗死者，因给钱六文以偿埋者家族。又免负债人银本五百金，重给银本三百，其钱谷之息通减一分。九年起役修城，乃督本里人独当半面。城工埀完，君忽心焦点众里，许久城覆，里纷歧失，皆仰叹曰：“不有相公，我辈已为隍中之泥矣。”闻者骇异。十年夏旱，人心皇皇，众会公议祷雨，君令合村男妇老幼前三日斋沐，各家年长一人亲诣会所斋宿。每早焚香祝告，三日即雨，是岁大熟。十一年又旱，复率众祈求如前，得雨日亦同。人皆惊羡，云诚恳感神焉。78

减息葬穷，赈灾济困，修城祷雨，大行善良之道家族。参加这些业务，无疑强化了对头在当地社会的威望。在重要的祭祀典礼活动中，仇氏“凡遇祠祀，必变食迁居，务期感格，临祭肃然”，而这种礼仪上的垂范起到了榜样效果，一起也取得了官府的认可与发起，“潞守宋公圭榜其庐曰‘二孝庐’，又大书‘扶持风教’以嘉之”。79在文教方面，嘉靖年间仇森和仇朴掌管了东山书院的创建，书院坐落东火村的东山之巅，“制甚雄伟”80。东山书院的创建，强化了对头在文教方面的影响力。至嘉靖四十一年（1562），对头总算培育出榜首位进士仇炅。81仇氏的乡族建造，从家族内部推广至社区，甚至周边村庄都起到了演示效果。乡约是家范在社区的延伸，而其影响力也逾越村庄边界，影响所及使部分村庄也加入了乡约。82

仇氏家族齐家与化乡实践的文本中，有目可查的有《仇氏乡约集成》《东山书院仪节》《仇氏家范》83，这是家族精英将儒家抱负在家族整合、社会办理实践与当地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品家族。仇氏乡约的建造理念，从修身而齐家，再而化乡，然后治国平全国。身处其间的人们，在礼仪的熏染中，取得待人接物、参加家族业务和当地政治的开始练习。而在新设的潞安府，仇氏家族所倡议的理念被官方宣扬推广，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雄山四贞”在潞安府中得到了奉祀。正德十六年（1521），潞州知州为四位贞烈妇女建了专门祭祀的祠堂。在嘉靖年间潞州升格为府后，名士崔铣为四贞祠题记，其间“秉节之臣能够观学”84之言所欲传达的正是发起士大夫在政治风波中要坚持应有的节操，这一理念在新设的潞安府中又成为当地文明的一部分而得到宣扬。由此咱们能够看到家族实践与当地文明之间持续性的彼此建构联络。隆庆初，仇氏家族因六世同居，被当地政府旌表为义门，而此刻作为次子的仇鹤已代替仇敏成为家族榜首世，亦标明“大礼议”之后官方对非嫡小宗的正式供认。85义门仇氏至此实践上成为以仇鹤支派为中心的依靠式家族。

实践上，家范和乡约的推广进程便是化礼为俗的进程家族。由士大夫主导的家范和乡约，其存续和运作的条件，一方面是儒家文明的肯定主导，另一方面是掌管者崇高的道德和威望，以及安排成员的认同与协作，诚如《上党仇氏家范序》所言“非贤祖先不知立法，非贤后代不能遵法”86。但是，明中叶以来晋东南当地社会佛道盛行，民间崇奉非常遍及，当地社会在“郡邑城镇间为堂、为庵、为祠、为阁，以事佛菩萨老君仙众，或合为三教堂、十方院，无处无之，多者十余，诲人不倦”87，这使仇氏家范和乡约的运作遭到很大的应战。为此，作为儒家礼仪次序实践重要推进力的仇氏家族不得不拟定相应的罚则束缚族众，以维系家范和乡约的威望。仇氏家族从明初的困难发家，阅历了成弘年间的家族收拾、正德年间的化乡实践，以及嘉靖时代潞安开府的礼教推广。在此进程中，仇氏家族阅历了从承继式家族向依靠式家族的演化。

诚如郑振满所言，“在当地社会中，‘乡’和‘族’是不行分割的家族。离开了‘乡’，‘族’很或许是虚拟的，很难实体化；离开了‘族’，‘乡’就被架空了，很难有实践功用”，因而“研讨乡族一起体，就需求重视‘乡’与‘族’的内涵联络”。88仇氏家族的维系，实践上是乡约能实在推广的底子条件。因而齐家是化乡的条件和根底，化乡是齐家的延伸。而在仇氏家族、家范与乡约实践中，“兄弟并不相等”89，这种不相等联络既是依靠式家族的特性，一起也是其崩溃的底子原因。建依据依靠式家族之上的乡约，对国家、对权利有着激烈的依靠性，这也是乡约在晋东南全面推广后，大失立法之原意并异化为“乡曲之果断”的底子原因。90义门仇氏之崩溃，令人叹惋，万历《潞安府志》不无遗憾的慨叹：“夫百五十年之义是尴尬耳，乃一日弃去，无顾念惜哉！”91标明乡约的展开受挫。

假如将乡约施行的空间规模扩展，仇氏乡约亦被作为全国其他当地乡约的参阅与演示而得以推广家族。而在各地推广的进程中，也底子上寻求的是国家化与当地化的一致。如嘉靖年间尹畊在晋北推广的乡约着重守御92，徽州知府何东序推进的新安乡约则重视推陈出新93。从正德六年（1511）至嘉靖十九年（1540），在山西潞州、解州、运城和河南许州这四个当地都曾呈现过官办和非官办乡约，这些乡约都与吕柟有关。潞州的仇氏乡约曾得到吕柟的辅导，解州的吕氏乡约是潞州乡约影响的成果，运城和许州的乡约则是受吕氏影响的吕氏门人的实践，“在16世纪初期社会不安和区域骚动的布景下，这景象反映了一种儒者展示重建社区治安的尽力”94。但是，相较解州、运城和许州，潞州的仇氏乡约施行时刻最长，影响也最大。其原因有二：一是不管在经济上，仍是在安排上，都得到了仇氏家族强有力地支撑。二是得到了政府的认可。正是在国家与家族的合力之下，乡约得到了展开，在化礼成俗的进程中完结了区域的文明整合。而归入官方祀典的四贞祠在当地实践中，逐步演化为西火社区的社庙，成为民间崇奉的一部分。

五、结语

经过对明代以来山西晋东南上党雄山当地文明的查询，能够看到儒家文明的深刻影响家族。身处山区的仇氏家族秉承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形式，经过明初的苦心运营，兴起为当地精英。至明中叶经过家范的建造，在世风剧变的时代仍然维系着大家族持续展开，这与其说是儒家思维辅导，毋如说是生计逻辑的天然延伸。仇氏家族坚持“同居共财”的日子形式，被时人视为模范和榜样，期间许多名士和官府的宣扬也促进了乡约的树立与庶民化实践。仇氏家族所主导的当地社会次序，在详细实践中阅历了从家族到当地社会不断完善和改善的进程。“雄山四贞”这个符号的发明以及被归入官方祀典，然后被树立其在当地社会的正统位置，都是这一实践的直接表现。还应该指出的是，化礼成俗的文明整合需求因地而宜、因时而宜。在乡约的实践进程中，家族与祠庙、国家与当地社会、士大夫与村庄民众之间呈现出显着的张力，这是一种既有抵触与对立、也有协作与沟通的互动联络，而这种互动联络背面所呈现出的是区域再结构化进程的杂乱面相。当然，乡约研讨是极端广泛的，不只包含乡治思维、安排情况，还包含施行效果与传达规模等问题。而关于化礼为俗及在此进程中的文明整合在纷歧起刻与空间维度中的延续性抑或开裂性问题，尚有待进一步研讨。

注释

1仅就山西而言，张正明、科大卫、王勇红等学者收拾出书的《明清山西碑文材料选》（山西人民出书社，2005年）、《明清山西碑文材料选（续一）》（山西古籍出书社，2007年）、《明清山西碑文材料选（续二）》（山西经济出书社，2009年）里就有“乡规民约”类家族。别的，现已出书的山西65个县的《三晋石刻大全》（三晋出书社，2011年）里边也有乡约的相关记载。

2例如，常建华：《明代徽州的家族乡约化》，《我国史研讨》2003年第3期；常建华：《明清山西碑文里的乡约》，《我国史研讨》2010年第3期；周家明、刘祖云：《传统乡规民约何故或许兼论乡规民约办理的条件》，《习俗研讨》2013年第5期；杜正贞：《村社传统与明清士绅山西泽州乡土社会的准则变迁》，上海辞书出书社，2007年，第200253页；牛铭实编著：《我国历代乡规民约》，我国社会出书社，2014年；段建宏：《明清晋东南底层社会安排与社会操控》，我国社会科学出书社，2016年；等等家族。

3朱鸿林：《二十世纪的明清乡约研讨》，《孔庙从祀与乡约》，日子·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269页家族。

4段建宏：《明清晋东南底层社会安排与社会操控》，社会科学文献出书社，2016年，第71页家族。

5[英]科大卫：《骚动、官府与当地社会：读〈新开潞安府治记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家族。

6（1）朱鸿林：《明代中期当地社区治安重建抱负之展示——山西、河南区域所行乡约之例》，《孔庙从祀与乡约》，日子·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291页家族。

7（2）常建华：《明代徽州的家族乡约化》，《我国史研讨》2003年第3期家族。

8（3）李建武：《明代家族与当地教化——以山西潞安府仇氏家族为例》，《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家族。

9（4）周一梧等纂修：（万历）《潞安府志》卷一《地舆一·边境》，三晋出书社，2016年，第83页家族。

10（5）马暾纂辑：（弘治）《潞州志》卷一《山川志》，中华书局，1995年，第6页家族。

11（6）周一梧等纂修：（万历）《潞安府志》卷一《地舆二·山川》，三晋出书社，2016年，第104页家族。

12（7）马暾纂辑：（弘治）《潞州志》卷二《奇迹志》，中华书局，1995年，第42页家族。

13（8）马暾纂辑：（弘治）《潞州志》卷二《邻居志》，中华书局，1995年，第2829页家族。

14（9）周一梧等纂修：（万历）《潞安府志》卷一《地舆四·物资》，三晋出书社，2016年，第143页家族。

15（10）元末明初时，有李惟馨、杜敩、董诚结社于雄山，时称“雄山三老”家族。董诚是元朝尚书，其新居和墓地均在东火村。拜见张淑渠修，姚学甲等纂：（乾隆）《潞安府志》卷四《山川》，凤凰出书社编选：《我国当地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30册，凤凰出书社，2005年，第38页。

16（11）周一梧等纂修：（万历）《潞安府志》卷一《地舆四·物资》，三晋出书社，2016年，第144页家族。

17（12）马暾纂辑：（弘治）《潞州志》卷一《特产志》，中华书局，1995年，第10页家族。

18（13）李遹：《雄山书院记》，马暾纂辑：（弘治）《潞州志》卷四《词翰志》，中华书局，1995年，第180页家族。

19（14）张淑渠修，姚学甲等纂：（乾隆）《潞安府志》卷十《奇迹》，凤凰出书社编选：《我国当地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30册，凤凰出书社，2005年，第115页家族。

20（15）张淑渠修，姚学甲等纂：（乾隆）《潞安府志》卷七《庙学》，凤凰出书社编选：《我国当地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30册，凤凰出书社，2005年，第73页家族。

21（16）张淑渠修，姚学甲等纂：（乾隆）《潞安府志》卷七《庙学》，凤凰出书社编选：《我国当地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30册，凤凰出书社，2005年，第74页家族。

22（17）马暾纂辑：（弘治）《潞州志》卷二《祠庙志》，中华书局，1995年，第35页家族。

23（18）周一梧等纂修：（万历）《潞安府志》卷七《建置九·书院》，三晋出书社，2016年，第393页家族。

24（19）何瑭：《三晋榜首家序》，王永宽校注：《何瑭集》，中州古籍出书社，1999年，第152153页家族。

25（20）周一梧等纂修：（万历）《潞安府志》卷十《人物三·举人》，三晋出书社，2016年，第576页家族。关于仇敏的功名，明万历周一梧等纂修的《潞安府志》引旧志的说法是进士，但在明弘治《潞州志》中底子查不到仇敏的任何记载，因而府志中宣称其为乡举人的说法，也大可琢磨。别的依据《潞安府志》的头绪，查阅万历《云南通志》并未见及仇敏。而曲靖没有府志刊刻印行，笔者只能查阅清咸丰曲靖府治所在地编纂的《南宁县志》，相同也无仇敏的记载。因为当地志对仇敏功名的不确定性，笔者对仇敏身份存疑，但在没有进一步依据的情况下，姑从府志之说。

26（21）《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九十三，拜见张梅秀汇辑：《明实录山西史料汇编》，三晋出书社，2009年，第33页家族。

27（22）《明太宗实录》卷十八，拜见张梅秀汇辑：《明实录山西史料汇编》，三晋出书社，2009年，第49页家族。

28（23）依据周一梧等纂修的明万历《潞安府志》记载：“潞在国初两经迁民，至今冀豫之域邂逅相话，尚曰祖先自潞州迁徙而来家族。”这阐明潞安府是移民外迁很重要的府州。拜见周一梧等纂修：（万历）《潞安府志》卷十二《人物七·迁徙》，三晋出书社，2016年，第743页。

29（24）何瑭：《宿州吏目仇公墓志铭》，王永宽校注：《何瑭集》，中州古籍出书社，1999年，第289页家族。

30（25）吕柟：《泾野先生文集》卷二十九“明义官仇君时淳墓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1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369页家族。

31（26）方志远：《“冠带荣身”与明代国家发动：以正统至天顺年间赈灾助饷为中心》，《我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家族。

32（27）周一梧等纂修：（万历）《潞安府志》卷十三《人物八·烈士》，三晋出书社，2016年，第758761页家族。

33（28）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安排与社会变迁》，我国人民大学出书社，2009年，第29页家族。

34（29）王云凤：《贞笃先生墓表》，贾圪堆主编：《三晋石刻大全·长治治县卷》，三晋出书社，2012年，第316页家族。

35（30）何瑭：《仇母阎孺人墓志铭》，王永宽校注：《何瑭集》，中州古籍出书社，1999年，第294页家族。

36（31）王云凤：《贞笃先生墓表》，贾圪堆主编：《三晋石刻大全·长治治县卷》，三晋出书社，2012年，第316页家族。

37（32）王云凤：《贞笃先生墓表》，贾圪堆主编：《三晋石刻大全·长治治县卷》，三晋出书社，2012年，第316页家族。

38（33）何瑭：《仇母阎孺人墓志铭》，王永宽校注：《何瑭集》，中州古籍出书社，1999年，第294页家族。

39（34）何瑭：《仇母阎孺人墓志铭》，王永宽校注：《何瑭集》，中州古籍出书社，1999年，第294页家族。

40（35）何瑭：《仇母阎孺人墓志铭》，王永宽校注：《何瑭集》，中州古籍出书社，1999年，第294页家族。

41（36）何瑭：《仇母阎孺人墓志铭》，王永宽校注：《何瑭集》，中州古籍出书社，1999年，第294页家族。

42（37）马暾纂辑：（弘治）《潞州志》卷一《藩府志》，中华书局，1995年，第14页家族。

43（38）杨宪钊：《明代仪宾日子述略——以沈府仪宾仇森为中心》，《郑州航空工业办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家族。

44（39）仇森和仇桓之母丁氏在对头业务中罕见发言权，逝世后其子也未给她求墓志，直接阐明丁氏身世寒微家族。拜见何瑭：《处士仇时表墓志铭》，王永宽校注：《何瑭集》，中州古籍出书社，1999年，第299页。

45（40）吕柟：《泾野先生文集》卷二十九“明义官仇君时淳墓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1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369页家族。

46（41）吕柟：《册诰封亚中大夫宗人府仪宾玉松仇公墓志》，张淑渠修，姚学甲等纂：（乾隆）《潞安府志》卷三十三《艺文续》，凤凰出书社编选：《我国当地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31册，凤凰出书社，2005年，第116118页家族。

47（42）何瑭：《仇母阎孺人墓志铭》，王永宽校注：《何瑭集》，中州古籍出书社，1999年，第295页家族。

48（43）何瑭：《宿州吏目仇公墓志铭》，王永宽校注：《何瑭集》，中州古籍出书社，1999年，第289页家族。

49（44）何瑭：《处士仇时表墓志铭》，王永宽校注：《何瑭集》，中州古籍出书社，1999年，第299页家族。

50（45）何瑭：《宿州吏目仇公墓志铭》，王永宽校注：《何瑭集》，中州古籍出书社，1999年，第290291页家族。

51（46）拜见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安排与社会变迁》，我国人民大学出书社，2009年，第47页家族。

52（47）张淑渠修，姚学甲等纂：（乾隆）《潞安府志》卷八《习俗》，凤凰出书社编选：《我国当地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30册，凤凰出书社，2005年，第87页家族。

53（48）吕柟：《泾野先生文集》卷二十九“明义官仇君时淳墓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1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369页家族。

54（49）吕柟：《泾野先生文集》卷二十九“明义官仇君时淳墓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1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370页家族。

55（50）吕柟：《册诰封亚中大夫宗人府仪宾玉松仇公墓志》，张淑渠修，姚学甲等纂：（乾隆）《潞安府志》卷三十三《艺文续》，凤凰出书社编选：《我国当地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31册，凤凰出书社，2005年，第117页家族。

56（51）何瑭：《上党仇氏家范序》，王永宽校注：《何瑭集》，中州古籍出书社，1999年，第134135页家族。

57（52）何瑭：《家训序》，王永宽校注：《何瑭集》，中州古籍出书社，1999年，第168页家族。

58（53）谢国桢著，谢小彬、杨璐主编：《谢国桢全集》第3册，北京出书社，2013年，第69页家族。

59（54）《明武宗实录》卷七十六，拜见张梅秀汇辑：《明实录山西史料汇编》，三晋出书社，2009年，第432页家族。

60（55）何瑭：《宿州吏目仇公墓志铭》，王永宽校注：《何瑭集》，中州古籍出书社，1999年，第291页家族。

61（56）周一梧等纂修：（万历）《潞安府志》卷十三《人物九·列女》，三晋出书社，2016年，第771772页家族。

62（57）何瑭：《宿州吏目仇公墓志铭》，王永宽校注：《何瑭集》，中州古籍出书社，1999年，第291页家族。

63（58）王云凤：《博趣斋稿》卷十七《潞州贞烈倡和序》，《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331册，上海古籍出书社，2003年，第206页家族。

64（59）《明武宗实录》卷八十，拜见张梅秀汇辑：《明实录山西史料汇编》，三晋出书社，2009年，第434页家族。

65（60）周一梧等纂修：（万历）《潞安府志》卷十三《人物九·列女》，三晋出书社，2016年，第774页家族。

66（61）吕柟：《泾野先生文集》卷二十九“明义官仇君时淳墓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1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371页家族。

67（62）张淑渠修，姚学甲等纂：（乾隆）《潞安府志》卷十《奇迹》，凤凰出书社编选：《我国当地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30册，凤凰出书社，2005年，第115页家族。

68（63）周一梧等纂修：（万历）《潞安府志》卷七《建置十·群祠》，三晋出书社，2016年，第406页家族。

69（64）何瑭：《三晋榜首家序》，王永宽校注：《何瑭集》，中州古籍出书社，1999年，第152153页家族。

70（65）周一梧等纂修：（万历）《潞安府志》卷七《建置十·群祠》，三晋出书社，2016年，第415页家族。

71（66）何瑭：《东火乡改正祀典记》，王永宽校注：《何瑭集》，中州古籍出书社，1999年，第206页家族。

72（67）吕柟《泾野先生文集》卷二十九“明义官仇君时淳墓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1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371页家族。

73（68）2026年10月2日，笔者在西火镇工作人员葛良笔的带领下来到东火村进行了郊野查询家族。东火村仇氏宗祠、困瓜楼仍然保留着，阐明在明代后期，即使仇氏家族衰落、乡约抛弃后，这些修建也阅历过屡次重修。此外，村里还流传着许多仇氏家族翻开乡约办理的故事传说。

74（69）《禁约碑》，该碑现存于东火村困瓜楼旁，时代不详家族。

75（70）吕柟：《泾野先生文集》卷二十九“明义官仇君时淳墓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1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371页家族。

76（71）[英]科大卫：《骚动、官府与当地社会：读〈新开潞安府治记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家族。

77（72）何瑭：《仇文烈孝行序》，王永宽校注：《何瑭集》，中州古籍出书社，1999年，第114页家族。

78（73）吕柟：《泾野先生文集》卷二十九“明义官仇君时淳墓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1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370页家族。

79（74）吕柟：《泾野先生文集》卷二十九“明义官仇君时淳墓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1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370页家族。

80（75）周一梧等纂修：（万历）《潞安府志》卷七《建置九·书院》，三晋出书社，2016年，第393页家族。

81（76）周一梧等纂修：（万历）《潞安府志》卷十《人物二·进士》，三晋出书社，2016年，第570571页家族。

82（77）吕柟：《泾野先生文集》卷二十九“明义官仇君时淳墓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1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371页家族。

83（78）周一梧等纂修：（万历）《潞安府志》卷二十《艺文五·著作目录》，三晋出书社，2016年，第1362页家族。

84（79）崔铣：《四贞祠记》，贾圪堆主编：《三晋石刻大全·长治治县卷》，三晋出书社，2012年，第318319页家族。

85（80）朱国祯撰，王根林校点：《涌幢小品》卷二十《义门》，上海古籍出书社，2012年，第412页家族。

86（81）何瑭：《上党仇氏家范序》，王永宽校注：《何瑭集》，中州古籍出书社，1999年，第135页家族。

87（82）周一梧等纂修：（万历）《潞安府志》卷八《建置十五·寺观》，三晋出书社，2016年，第470页家族。

88（83）钱杭、常建华、郑振满、刘志伟：《翻开我国文明的一起性》，《光明日报》2026年3月16日家族。

89（84）拜见[美]鲁比·沃森：《兄弟并不相等：华南的阶层和亲族联络》，时丽娜译，上海译文出书社，2008年家族。

90（85）周一梧等纂修：（万历）《潞安府志》卷九《政事六·乡约保甲》，三晋出书社，2016年，第532页家族。

91（86）周一梧等纂修：（万历）《潞安府志》卷十三《人物·烈士》，三晋出书社，2016年，第756页家族。

92（87）尹畊：《乡约》，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页家族。

93（88）汪尚宁、洪垣等纂修：（嘉靖）《徽州府志》卷二《习俗》，北京图书馆古籍出书修改组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29：史部·地舆类》，书目文献出书社，1998年，第6869页家族。

94（89）朱鸿林：《二十世纪的明清乡约研讨》，《孔庙从祀与乡约》，日子·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256页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