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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信公众号“瞭望智库”(ID:zhczyj),作者:库叔说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境内的兴安县、全州县、灌阳县,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从全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史称“湘江战役”。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虽然最终取得了胜利,但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部队指战员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
这背后是巨大的牺牲:五军团和在长征前夕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12月2日至3日战役收尾阶段,第三十四师被敌人重重包围,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直到弹尽粮绝,绝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
在这些战斗中,除了牺牲的红军战士,还有侥幸存活下来却与大部队失散的红军战士,他们散落各地,然后就地生根。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关注失散红军、抗战老兵等特殊人群,他们的故事才渐渐为大家所知。
失踪的营长
李大棋,时任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一0一团第三营营长。
1934年12月3日下午,红三十四师部队行至文塘村时,遭桂军在后龙山的黄陡坡设下埋伏,几乎全师阵亡。这一仗,李大棋的战友大多牺牲,身负重伤的李大棋失散在全州当地,侥幸存活下来。
关于父亲李大棋的传奇,三儿子李德明也是听母亲和村里的长辈转述的。父亲是江西省兴国县枫边乡山下村人,1909年出生,祖父李渠才,生有大棋兄弟四人,老大李大良,老二李大财,老三李大茂,李大棋最小。
兴国县是中国著名的“将军县”和“革命烈士之乡”。
当年,在兴国流传一首《送郎当红军》的歌:“哎呀嘞——送郎当红军,妹妹在家里,家中事情我郎莫挂心,哎呀我的郎呀,我的郎。送郎当红军,一路要小心,保家卫国,我郎最光荣……”
那时候,当红军光荣啊!整个赣南苏区参加红军的有33万人之众,其中就包括5万多名兴国子弟。
1930年春,正是在这样一首动人的《送郎当红军》歌声中,除了老大在家照顾年迈的父亲,老二、老三和最小的李大棋都当了红军。长征后,老二与老三从此杳无音讯,被当地***列入了红军烈士名录。
老家人以为李大棋也牺牲了,把他也列入了红军烈士名录。后来,李德明兄弟与老家人联系上后才让父亲“活”了回来。
但这时,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
李德明说,父亲去世时自己才10岁,印象最深的是父亲曾保留有一把指挥刀,他曾用这把刀子砌墙,可惜后来刀子不知怎么不见了。
李德明系安和镇蕉江瑶乡大口岩村人,大口岩位于全州县三大山系之一的海洋山山脚下的公路右边,他的父亲就是湘江战役中失散在桂北的红军战士之一。
长征途中,李大棋所在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是全军总后卫。湘江战役中,李大棋率三营对抗国民党周浑元的部队。
12月3日,红三十四师来到当时全州安和区文塘乡新圩村时,不幸遭到早有准备的桂军夏威部第三十四师、四十四师1万余人的袭击。
红军弹药不足,四面受敌,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仓促应战,战斗场面非常惨烈。在随后的黄陡坡战斗中,师的建制被打乱,指挥系统几近瘫痪,全师人马已不足2000人。
傍晚,红三十四师开始分多路突围,这场惨烈的突围战斗一直打到天黑,李大棋率第一0一团第三营向雄江源方向突围,全营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往外冲。敌人的火力太猛了,副营长与3名连长先后牺牲,战士死的死,伤的伤,部队几乎完全被桂军冲散,只有少量人员冒死冲出重围。
李大棋的右大腿受到严重的枪伤,已无法跟随部队往山上撤。为了掩护战友撤退,他命令该营一名排长带领其他同志向蕉江大源方向转移,而他自己带领几个人留下来阻击追敌。
战斗到最后,身边只剩下三连三排一班副班长黄英华(后失散定居安和镇改名唐贵黄)了,黄英华发现营长受伤,背着他进入人迹罕至的都庞岭丛林中躲藏起来。躲了几天,敌人离开了,突围出去的部队也走了。他们随身所带干粮早吃完,被迫以野果、草根、树叶为食。
在枫木山,他们遇到搜山清乡的民团。黄英华为了引开敌人,把李大棋藏在一块大石后,向另一个方向跑去。
引开敌人后,黄英华再往回找,却不见了营长的身影。
李大棋到哪里去了呢?
20多年后的20世纪50年代,黄英华与李大棋再次相遇才揭开了谜底。原来李大棋是被蕉江乡冷水浸村一位在山中砍柴的周姓农户救下的。周大哥将李大棋带回家,藏在家中的红薯窖里,还把家中仅有的母鸡炖了给他补身体。
当时救助红军是很危险的,如果被发现不仅自己被杀头,还要连累全村的人。李大棋白天只在窖内活动,晚上才能出来透透风。
20多天过去,李大棋的身体有所恢复,但伤口开始化脓。周大哥听说蕉江乡磨盘村有个叫罗友田的草药医师医术了得,于是就赶紧把李大棋送到磨盘村。经过罗友田的精心治疗,李大棋的腿伤治好了,却留下了碗口大的一个伤疤。
李大棋伤好后,好几次动了去寻队伍的心。但当时地主与民团追杀红军极为凶恶,许多散落在这里的红军战士被清乡的敌人杀害了。在罗友田的劝阻下,李大棋决定暂时留下来。蕉江乡大拱桥村地主李源道在海洋山区有一个庄园,需要人手看护,经人介绍,李源道让李大棋给他看守农庄。李源道明知李大棋的来路,但当年红军过蕉江时,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深知红军是一支怎么样的队伍,又因为同为李姓,待李大棋如家人。
1940年,李源道为李大棋做媒,让李大棋到安和大口岩村与廖显芳成亲,做了上门女婿。当时廖显芳父母双亡,带着一个年幼的弟弟,姐弟俩相依为命,难以糊口,时常靠接济为生。
李大棋的到来,让这个濒临破碎的家有了转机。李大棋在这里生育了四子一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曾号召当年参加革命的失散人员回归队伍,但李大棋因为不想拖累***,并没有把这段经历向组织汇报。
土改时,李大棋因老红军身份还被选为四所小乡的农会***。
李大棋去世后,妻子将他安葬于大口岩村后豆子坪山上。站在那里,能够遥遥看到文塘阻击战的战场旧址。
2014年,李大棋的红军身份得以认定,此时离他过世已有54年了。
2019年清明节,李大棋的墓前终于迎来了江西老家的亲人——兴国县枫边乡李大棋大哥的后人一行15人来到全州县安和镇祭奠先辈。
红军变裁缝
黄泥桥村有一位失散红军叫“大老钟”。
“大老钟”原名叫钟贵权,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新必村人,生于1913年,1981年去世,去世前系全州县安和公社太白地大队(现为蕉江瑶族乡太白地村委)黄泥桥村村民。
“大老钟”是村民们的惯常称呼,落户黄泥桥村后,钟贵权已改名为唐时全。
钟贵权11岁便学裁缝。当时,国民党军队常欺侮老百姓,每次国民党军队来时,他便躲出去。有一次,他正在树林里躲匪兵,听说朱德率领部队到这里来了。他知道朱德的队伍是穷人的队伍,干脆跑出来参加了朱德领导的队伍,裁缝也不干了。
钟贵权和李大棋是在文塘遭到国民党桂军的重兵伏击,他们所在的队伍仅剩11人逃出敌人的包围圈,躲在安和村鳌鱼洲(今安和镇***旁)山下的香炉塘小山洞里。
当时,民团头目罗耕清率领民团四处搜捕失散红军,抓到就杀,杀了好多失散红军。钟贵权和其他10个小红军在香炉塘山洞里面躲了7天,不敢出去找东西吃,眼看就要饿昏了。
这时,新屋场村的邓时逊带着镰刀上山砍柴,无意中发现了他们。
邓时逊啥也没说便回去了。见被人发现,钟贵权他们11人都挺害怕,担心邓时逊出去给国民党民团报信。可邓时逊回去后,不仅没有告密,反而连续半个月煮饭送给红军吃。钟贵权开始还有点害怕,怕有毒,不敢吃,语言沟通又有困难,结果邓时逊当场吃了,以示不会害他们,他们才敢放心吃饭。
有一天,邓时逊突然问他们谁有手艺。
这些失散红军中,刚好有会弹棉花的,有会做木工的,有懂裁缝的,邓时逊就将他们中有手艺的一个一个介绍出去找事做。
没想到,钟贵权居然去了大财主蒋伯文的府邸做裁缝。
文塘这地方属蒋伯文故里,他知道有红军躲在这里,不过他没有帮助红军,也没有做伤害红军的事。
蒋伯文为夫人带回时髦女装,姨太太们自是不快,也嚷着要这样的华服。恰逢此时,邓时逊说认得裁缝,只要看见衣服就能原样另做,但恐有“赤匪”嫌疑。
“只要有好手艺,管他什么‘赤匪’不‘赤匪’。”蒋伯文发话“不介意”。如此,钟贵权在蒋府干了两个月,华丽衣服做得蒋府上下称心如意。
从蒋府出来,钟贵权以裁缝为生计,一路行走,为百家裁缝,有钱的开钱,无钱的供饭。钟贵权行至太白地村,在南头村口一处叫长坝堰的地方搭棚作屋,仍旧操裁缝手艺,仍旧是有钱给钱,无钱供饭,个别家庭实在困难的,什么不给也罢。
1946年,失散红军钟贵权流落全州已经12个年头,二十出头的小青年变成了30多岁的成熟男人。有好心人知晓村北两三里的黄泥桥有个叫陈长玉的女子丈夫去世,孤儿寡母度日艰难,于是为两人牵线,钟贵权上门入赘,与陈氏结为夫妻,正式落户黄泥桥。
黄泥桥村村民都姓唐,按照族规,上门的钟贵权改名为唐时全。
次年,女儿唐光玉出生。
落户黄泥桥村后,更名唐时全的钟贵权仍旧操持裁缝手艺养家糊口。广西解放后,随着社会劳动方式的改革,生产队集体劳动挣工分成了主业,裁缝则成了副业。不过随着唐时全年龄的渐长与手艺的日臻完善,渐渐地,人们既不叫他钟贵权,也不叫他唐时全,都称他为“大老钟”。
“解放初期,我爸还参加过苦竹园的剿匪战斗,受伤后是万板桥兔子塘村委大露源有个名叫蒋叫定的草药医生为他取出的子弹。”钟贵权的女儿唐光玉说,她自小就知道父亲是外乡人,因为是外乡人,所以父亲从来都是自己多做而不与别人攀比,在村子里人缘不错。
至于当年战场上的事,钟贵权则很少谈及,唐光玉说,小时候家中有步枪一支,可能是在1958年大炼钢铁那年拿去炼了。
钟贵权1934年到蕉江时,身上还带有10多张奖状,有一张在唐光玉读书时用来包了书,只记得上面有一个“战”字。
与钟贵权同时被邓时逊带出洞的另一钟姓失散红军,在安和镇白岩前村委沙田村一廖姓家里落户成家,也以裁缝为业,钟贵权与他亲如兄弟。群众称钟贵权为“大老钟”,称沙田这位钟姓红军为“小老钟”。在世时大小老钟家多有走动,但两人属于不同省份,“小老钟”老家在江苏。
他们都是跟随朱德的,所在部队的首长叫罗炳辉。
少小离家,对于自己的老家江西,钟贵权自然魂牵梦绕,经多方联系,终遂心愿。20世纪70年代末,钟贵权带着继子唐光富回了一趟老家江西于都,并在老家住了7天。
老家那边久无他的消息,以为他早已不在人世,帮他制作了灵牌,供奉在堂。
后来,随着国家政策对失散红军、抗战老兵这些特殊人群的关注,“大老钟”嘱咐唐光富为他写报告,享受到每月6元的复退军人补贴,后来又加到每月12元,可是12元的生活补助只领了3个月就去世了。
钟贵权于1981年农历四月初四因病去世,享年68岁,为他传奇又平凡的一生画上了句号。
闽西子弟
在中央红军长征8.6万多人的队伍中,福建籍红军有2.6万人。红五军团三十四师主要是由6000名闽西子弟组建和改编的,湘江一役,几乎全军覆没,其中有名有姓的烈士中,龙岩有606名,三明有508名。而侥幸存活下来的失散红军廖仁和,就是龙岩市新罗区(原龙岩县)后田村隔壁乡镇红坊镇进贝村人。
那是1928年3月4日,邓子恢领导后田暴动,打响福建武装斗争第一枪。18岁的廖仁和跟着邓子恢就加入“列宁队”,编入第一团,后来调入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一0二团。
湘江战役时,廖仁和是第一0二团机枪连连长。根据廖仁和老人生前回忆,他所在的一0二团是由龙岩县和永定县两个独立团合编而成。
1934年11月30日凌晨,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传达了军委关于要红三十四师速赴枫树脚接替红六师十八团防务,阻止桂敌越过新圩,掩护中央纵队和主力部队安全渡江的命令。
廖仁和佩带10响驳壳枪,带着60多名战士。他们分成6个班,每个班1挺重机枪、3支步枪,没有枪的就扛子弹、背马刀。
队伍刚踏上临时搭起的灌江浮桥,天上突然出现几架敌机。不一会儿,已盘旋到廖仁和他们的头顶,随即便狂轰滥炸起来,一时天摇地动,焦土飞扬,血肉横飞。
廖仁和扑在一棵大水杨柳树脚下,屁股受了伤,免于一死。轰炸了约10分钟,敌机才飞走。他爬起来一看,刚架起的浮桥已被炸得分崩离析、七零八落,江里、岸边、树林里到处是牺牲的战友,听说红军牺牲了200多人。
在廖仁和过江被轰炸的地方,当地老百姓在20世纪90年代还建了一座福建籍红军坟。里面埋了谁?叫什么名字?廖仁和不清楚,只知道是闽西人,共18个。
到达洪水箐椅子坪的第二天早晨,桂军和灌阳民团伍铭烈、易生玉部联合对红军发动突然围攻,战至天黑,廖仁和他们才冲出包围圈。返回灌阳境内后,夏威又率两个师的兵力围了上来,整团整营地向他们发起冲锋,满山遍野都是敌人。廖仁和带伤指挥机枪连直接将机枪架在树丫上,站着射击,敌人的尸体横七竖八,比比皆是。
后来廖仁和屁股的伤口化脓了,被安排在当地老百姓家中养伤。当时,民团在湖南、广西一带搜捕失散红军,只要发现客家口音的人,就会抓起来杀掉。廖仁和怕连累群众,作简单处理后就悄悄离开了村子。
廖仁和赶上队伍,从大塘沿着灌江往上走,部队长途跋涉,又没吃的,靠捡红薯根充饥,身体难以支撑。在排埠江李家田村突围时,廖仁和的右腿、左胯、右肩3处受伤,敌人抓住他,抢走了他的衣服和仅剩的几块光洋,然后将他推下山坡。
李家田村的村民李绍伯路过,发现他光着身子,蜷缩着蹲在路边冻得直发抖,把他带回家中用草药给他疗伤。由于伤得不轻,伤口化脓后才把弹片取出来,几个月后才恢复好。就这样,李绍伯收养了他,他总算有了个家。
“李家劝我改姓,否则将遭民团毒手。”廖仁和说,“我不怕死,我不改姓!”
李绍伯家的经济条件不好,经人介绍,廖仁和与寡妇雷二妹结婚,入赘荔浦县。1956年,两人回到灌阳。
多年后,廖仁和见到其他失散在灌阳的老红军,听说红三十四师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被俘后自尽,大哭了几场。2006年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尽管是96岁的耄耋老人,廖仁和还应邀参加县里组织的纪念活动。
廖仁和后来一直务农,其间当过3年生产队长。20世纪80年代,***落实了政策,每月补贴廖老150元生活费。2008年,廖仁和病逝,他是灌阳县最后去世的失散红军。
架桥修路
邓德旺,失散老红军,家住资源县车田苗族乡坪寨村一个叫新古水的苗家山寨。
坪寨村坐落在老山界山脚下,邓德旺在这里漂泊生活了70多年,去世时享年92岁。
邓德旺1911年出生在江西省宁都县东郊乡忙东慷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20岁那年,他毅然参加了红军,成了红十三师第四团的一名战士。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当兵就要当红军,工农配合杀敌人,买办豪绅和地主,坚决打他不留情……”邓德旺是唱着这首歌离开宁都河的。
在部队他历任班长、排长,后又调入第四团团部任通信员,先后参加了南昌、广昌、将乐、道州、湘江等7次大的战役。
一提起湘江战役,想起当年战争的悲壮场面,邓德旺深陷的双眼就老泪纵横。
抢渡湘江时,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当时邓德旺所在连队只剩下几个人,转移翻越老山界,他们紧紧追赶红军大部队,在过木律坳时,中了地方民团和土匪的埋伏。一阵枪弹袭来,红军当场又牺牲了两人,邓德旺被手榴弹炸伤了右脚,再也无法赶上部队而掉了队。
一天,车田乡小地村土地堂肖本龙从江底返回车田,途经木律坳时,看到匍匐爬行的小红军,怜悯之心油然而生。
“你叫什么名字?”肖本龙蹲下来,拉起邓德旺的裤腿,只见伤口红肿化脓。
“我掉队了……”邓德旺说。肖本龙似乎没听懂,但在这人地生疏、弹尽粮绝的危难境地,邓德旺遇上了大好人。
肖本龙急忙给邓德旺进行简单的包扎,背他回到自己家里精心疗养。为躲避地方民团的抓捕,邓德旺认肖本龙为干爹。
不久,伤好后的邓德旺,一心想追赶部队,但身无分文且地方民团盯得很紧,邓德旺只好慢慢地等下去,一年、两年……
肖本龙领着邓德旺来到车田坪寨村新古水,给一个姓阳的地主放牛、割草、种田。1937年,邓德旺经人介绍,来到四山田(地名)一户林姓人家做上门女婿,婚后几年又回到新古水居住。
就这样,邓德旺苦度风雨,辗转南北,在新古水安下了家。他在当地与苗寨乡亲一起开垦田地、植树。他与人为善、勤勤恳恳、艰苦奋斗的精神深受当地人的赞誉。
邓德旺聪明,练就了一手民间草医和小儿推拿的专长,经常为群众看病治疗不收分文:“我的命都是苗寨乡亲给的,我还要啥子钱啊!”一个冬天的晚上,一位母亲把持续高烧不退的儿子送到了邓德旺家,孩子烧得全身抽搐。邓德旺一边帮其喂药、推拿,一边安抚这位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的母亲。直到第二天凌晨,邓德旺用尽所有的办法才把孩子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邓德旺别说收费,连饭钱都是自己贴的。
为了感恩,除了免费看病,他经常为过往要道修路架桥,几十年来他不知架了多少桥,修了多少路,以至当地村民每过一座桥都说,这可是“红军路”“红军桥”。
十年动乱,有人说他“来路不明,查无对证”,诬称他“是叛徒,贪生怕死”……
邓德旺什么苦都可以忍受,但说他是叛徒,贪生怕死,让他受了天大的委屈和侮辱。后来,当地***给邓德旺落实了政策,他被确认为当年失散的老红军,在生活上给予了照顾。1989年,邓德旺带着二儿子邓孝永终于踏上了回江西老家的路,找到了自己的村子——忙东慷村。
半个多世纪回家路,邓德旺恍如隔世。父母早已离世,唯一的弟弟也已不在人间,在父母的坟墓前,邓德旺一句话也没说,只是一个劲地流泪……
一生未能回到故乡
失散红军曾宪文过世30多年了,儿子曾庆平还能唱出父亲教给他的红军歌曲,一字不落:“炮火连天,炮火连天……苏维埃的红旗插满全中国,欢迎白军弟兄们……过来当红军。”
这是一首江西井冈山的红歌,是一首劝国民党“白军兄弟”投奔红军的歌。这首歌在它的原创地是否失传,已经不得而知,但在广西灌阳县海洋山脉腹地的盐塘乡,还能奇迹般地找回。
伴着盛夏时节的蛙声,曾宪文的儿子曾庆平背着手,哼着歌曲,像回到了童年。末了,他还要配上父亲当年对歌词的解说:“日本鬼马上到上海了,中国人抗议了,莫搞内政(战)了。”
曾宪文是江西赣县人,乳名叫曾石贵,1928年参军,在井冈山跟着毛泽东干革命,进入红三军团团部新兵班接受训练。湘江战役时,他是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第一00团第三营第九连后勤兵。
1934年12月的一天,曾宪文出现在盐塘村时,当地人并不清楚这个小红军背负着怎样惨烈的过往。
红三十四师,这是一个特殊的部队番号。那年冬天的湘江战役中,这支6000人的英雄部队,为了掩护红军中央纵队和其他部队渡过湘江,几乎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受伤被俘,在担架上扯断自己的肠子自杀身亡。
父亲是怎样活下来的?
曾庆平复述:“来了飞机,丢了炸弹,浮桥被炸,江面堆满了人,红军死了不少。父亲受了伤,把身子扎进水洞……”
有党史专家考证,曾宪文受伤的那场战斗发生在1934年12月1日上午,红三十四师接到电令,在水车过浮桥赶往新圩枫树脚,接防红三军团红六师十八团,过灌江时遭到敌机轰炸,200多人被炸死。
后来,曾宪文被当地村民救下,藏在牛棚。他得了一场大病,病愈后左腿跛了,重操在江西的旧业——竹匠。他只要花10天就能织一床晒谷子的竹垫,这手艺在当地很新鲜,很快被接纳。
几年后,曾宪文娶了一位丧偶的女子,做了上门女婿,成了两个孩子的继父。40多岁时他得了一女,50多岁才有了儿子曾庆平。
在曾庆平的眼中,父亲曾宪文是这样的样貌:个子不高,满脸胡须,吃饭很快,脾气暴躁,但作息特别规律。
曾宪文大字不识,胆量却大。他曾跟儿子讲述:自己被派到一个“很乱的地方”,带了一帮同样胆大的战士,避开国民党耳目,把全连所用的柴米油盐全买了回来,从此,连长就让他搞采购。搞采购也是一个危险的活。有一次,他掀起裤腿,给曾庆平看自己腿上的疤,那被炸出窟窿的地方新长的肉,凸成了一个包。
1982年,曾宪文去世,享年83岁,一生未能回到故乡。儿子曾庆平替他回了一次故乡,认祖归宗之后,又继续回到盐塘耕种水稻。
“我这辈子从不后悔当红军”
在兴安县,许多人都会提起刘华连这个名字。
刘华连,是一名在湘江战役光华铺阻击战中失散的红军,原名刘诗泽。
湘江战役遗址——广西兴安县界首渡口(资料照片)。界首镇位于广西兴安县城以北15公里的湘江西岸,1934年湘江战役三大阻击战之一的光华铺阻击战就发生于此 图源:新华社
1934年9月,红军在刘华连的家乡江西省赣县白石乡下白石村召开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动员大会,16岁的刘华连和哥哥一起报名参军了。
长征开始后,“小不点”刘华连背着梭镖随红八军团从江西途经湖南,一路走到了湘江边。进入广西后,刘华连才领到部队发的武器:1支步枪、3发子弹和1枚手榴弹。
渡江的时候,敌军的飞机用机关枪对正在过江的红军进行扫射。湘江上遍布着红军的尸体,鲜血染红了湘江水。在敌人猛烈的炮火面前,战士们根本无法过江,周围不少战友都中弹牺牲了。
不会游泳的刘华连,掉入冰冷刺骨的江水中。那时正是冬天,桂北的冬天那叫一个冷,他抱着漂浮在江面上的尸体作掩护,踩着河草一步一步向对岸蹚,到湘江水深的地方,就搂着尸体漂浮。上岸后他全身湿透,也不知道是江水,还是战友的鲜血。
刘华连惊魂未定,冻得牙齿打战嘴唇乌紫,睁眼闭眼都是血,满江的血啊!趁着天黑,九死一生的他到老百姓家里把衣服烤干,又饿着肚子继续赶路,三天三夜没进过一粒米。
这场惨烈的战役,几十年来刘华连一直难以忘怀,每当忆及都会仰面长叹,泪湿眼眶,常常在睡梦中喊着“杀、杀、杀”醒来。
渡过湘江后,一天晚上在经过一片林子的时候,刘华连不幸被国民党埋下的毒竹签扎穿右脚踝,他的脚很快感染化脓,连脚背都溃烂了。因脚背有伤,他只能穿草鞋行军,华江的山蚂蟥多,那些饿急的山蚂蟥嗅到血腥味,直接往他溃烂的伤口上爬,扯都扯不掉。
一天,刘连华所在的部队在华江车田村遭敌人伏击,他因脚伤掉队被桂军所俘,在千家寺被关了3天。随后他被敌人连同被抓的500多名红五军团医院的伤病员一起押往兴安,关押在县城的湖南会馆。
3个月后,敌人决定把一些还能走路的红军集中起来押往柳州枪毙。刘华连当时个头小,敌人见是个小孩,脚又受伤严重就放了他,狱卒还提醒他:“千万不要回江西,回去会没命的,留在广西好了。”
16岁的刘华连腿伤未愈,颠沛流离,靠沿街乞讨为生。后来,他在兴安县城遇到了一位姓蒋的小商贩,小商贩看他可怜,把他带回了家,并请来草药医师给他治伤。慢慢地,他脚伤好了,但走路仍然一瘸一拐。
小商贩让刘华连帮自己家放牛,当放牛娃挣口饭吃。但刘华连一直惦记着要追赶红军。有一天,他打听到红军是朝着华江方向行军的,于是告别蒋家,一路讨饭一路追着部队往华江的方向走。等走到雷公岩时,他傻了眼,这么高的山,自己身单力薄,根本过不去。
刘华连又折回了千家寺,砍柴火卖,帮长工打短工。他始终抱着一个念想:就在这里等,红军一定会回来。
刘华连干活舍得卖力,华江白堑底的陆家有意招他入赘为婿,于是,刘华连与陆美荣结了婚,改名陆华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没几年,陆美荣就去世了,刘华连又到华江同仁的桃子头张家入赘,并改回刘姓,在儿子出生的那个晚上,他才第一次将自己是红军的秘密告诉了妻子。
1978年,兴安县对在湘江战役中流落在兴安的失散红军进行普查。通过这次普查,兴安县有50多人被确认为失散红军。刘华连在失散红军邓炳彪、余才凤等人的证实下,也被确认为失散红军,每月享受失散红军补贴。
一有时间,刘华连和余才凤会互相走动,一起轻声唱:“红米饭那个南瓜汤哟嘿啰嘿,挖野菜那个也当粮啰嘿啰嘿……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啰嘿啰嘿,天天打胜仗打胜仗嘿啰嘿。”这是一首广为人知的江西民歌《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
刘华连被确认为失散红军时,已经是60岁了。此时正值改革开放,山林和田地都承包到了户,他每天和儿子陆志源一起干活。1982年冬天,刘华连上山拉毛竹,一只眼睛被刺伤。按优抚规定,他可以申请医疗补助,然而他并没有去申请。他说,他不能再给***添麻烦,这只眼睛因没钱医治而失明了。
1999年8月14日,《桂林晚报》刊发通讯《六十载未了回家梦》,刘华连的故事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桂林日报》开展了“圆老红军回家梦”的活动,组织捐款并进行连续报道。很快,江西的媒体纷纷加入。
赣县民政局经过半个月的努力,终于大海捞针似的从8700多名赣县红军烈士名单中,找到了已被认定为烈士的刘诗泽(刘华连原名),并且找到了老人的亲人。
光阴荏苒,乡情难舍。2000年9月27日,刘华连终于回到老家——江西省赣县白石乡下白石村,见到他日思夜想的亲人们。
2013年冬,刘华连去世,享年94岁。他去世前,把儿子陆志源叫到床前,告诉他:“我这辈子从不后悔当红军。”
失散红军还有俸万桂、陈振帮、罗金生、刘德标、毛八莲、蒋义清、兰金甫、曾广贵……流落在桂北的失散红军究竟有多少,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只能用成百上千来概括。
失散红军像一朵朵浮萍,携伤带病,以异常坚韧的毅力在他乡落地重生。他们走下战场,说着完全不同的语言,过着和从前完全不同的生活,但是在他们心里,作为一名红军战士的骄傲从来没有消失。
他们的人生,由此转弯。他们的初心,永远不改。